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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不该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
年度会议
道农
2015/04/24
摘要: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22日在沈阳召开。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沈阳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演讲。 郑永年表示,海外一些声音对中国还是缺少判断力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22日在沈阳召开。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22日在沈阳召开。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沈阳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演讲。

  郑永年表示,海外一些声音对中国还是缺少判断力。尤其像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是朝着美国人所想象的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就开心,中国的发展如果不符合他们的阶段就很不开心,这是常态,作为中国来说美国喜欢我们就开心,美国如果重新回来要重新平衡中国,我们就不高兴,这一样的。

  郑永年谈到中国改革发生的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早期改革,从80年代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不分,简单的经济政策跟社会政策不分,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在西方国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社会领域,是政府需要大量投入的领域。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被大大破坏掉。他说,荒唐的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首先医院成为一个暴富领域;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了,说教育产业化,中国老百姓都开始教育,以教育产业化拉动经济;2008年以后,最后一块领域,就是住房,住房的产业化。

  整体官僚体制不作为

  郑永年感慨道,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央领导人可能比较清醒,但到了地方好多地方官员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常态了,我们不用干活了”。郑永年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道,和地方官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整体官僚不作为。他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过500多条的改革方案,到最后还是要通过各个官僚机构执行下去,但遗憾的是现在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

  “我的感觉,很多司局级以上干部,他不干活,整天都在担心了。他担心明天我会不会被逮走,会不会被双规了。”有人甚至担心开会讲稿的时候会不会被逮走,因为改革就要做事情,做事情就会触动旁边人的利益,旁边人给你整材料。中国平常的一个领导机构里面,大家互相有些不和,但会利用反腐败的机会去揭发你。

  郑永年非常反对检举揭发行为。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腐败案例都是中纪委发现的,而是互相揭发的。“我觉得这不好的现象,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这个我非常担心,因为文革就是这样互相揭发的,这个互相揭发能把人搞的非常紧张。”十八大以后,跳楼的自杀的人不少,官员确实有些压力很大。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各个中央媒体都在说,惰政懒政怎么处理,而怎么样推动官僚机构来作为非常重要,不作为是很麻烦的。

  中国应该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

  亚洲四小龙在不到30年时间内,不仅实现了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社会奇迹。“什么叫社会奇迹,把中产阶级做到75%,80%那么多,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将近35年了,中产阶级有多少?统计不一样,25%、30%,反正很小。”作为研究东亚社会的学者,郑永年称,东亚社会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社会以后,老百姓都是非常平稳、比较理性,“你像香港、台湾天天游行示威,很少有打砸抢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有车有房的话,你就不会去烧人家的车房,你也是因为害怕人家也把你的车、你的房烧了,如果自己没有车,没有房的话,一看到人家的车房够恨,一把火就烧了,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重要。”

  因此,在GDP飞速发展的同时,要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如何培养中等收入阶层,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台湾有,香港有,韩国都有,郑永年表示这都是可以借鉴的。郑永年认为,西方今天面临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中产阶级面临着金融危机以后的问题,包括西方民主,经济发展很重要,我觉得发展还是有硬道理。中产阶级比较大之后,我估计不管是民主也好非民主也好,大家都很好过,一到经济不行的时候,最民主的国家也是很难过,这是人很现实的,民主国家要吃饭,非民主国家也要吃饭。(新浪财经 现场速记整理)